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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依照法律规定根本没有涉及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哪些规范的问题。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北京规则》第17条是对未成年人司法也要遵守正当程序的规定。审理案件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证明过程，而更多地是一个求证的过程，所以在程序上创制了庭前社会调查制度。

盛长富，单位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在程序上，为了避免正当程序的激烈对抗对未成年人身心的伤害和程序的拖沓，采用保护性程序，在美国有未成年人法院之父美誉的林德赛(BenjaminLindsey)所创造的未成年人审判模式就将国家亲权与正当程序对立起来[4]。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经验表明，任何国家权力都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易腐性。三、国家亲权法理悖论的根源与修正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国家亲权悖论的原因在于国家亲权本身无法改变其权力本质，依然是把双刃剑最后，自然亲权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使未成年人在生活中能得到天然的保护，但是国家亲权这种拟制的亲权不但没有血缘的基础，反而以此有着更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对的确具有可责性的罪错未成年人处置的司法实践与其理想目标就会产生差距甚至背反。

19世纪以前，国家亲权的对象是受疏忽未成年人，罪错未成年人不但被排斥在外，而且他们被视为小大人，应受到同成年人一样严厉甚至比其更严厉的惩罚。比如《北京规则》第1条和第5条的规定体现了要尽量减少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干预思想，以减少其干预对儿童可能带来的伤害。[22]从1999年至今，我国先后出台了《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住房置业担保管理试行办法》、《助学贷款管理办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范个人信用的行政规章制度。

[8]参见[英]约瑟夫·拉兹：《法律体系的概念》，吴玉章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10]同前注[8]，拉兹书，第115页。按照凯尔森的理论，成员的身份标准是：当且仅当一个法律是通过被基本规范授权的权力实践所创造，而这一基本规范也授权权力机关创造所有其他的法律，这个法律才具有特定体系内的成员资格。目前，我国银行业是社会信用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和使用者。

在经济往来中，往往守信者吃亏，失信者大行其道，企业很难将立信作为企业生命之本，企业信用管理制度薄弱，与全球经济化市场竞争的要求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信用基本术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8年6月30日发布。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新的社会机制，作用于一国的市场规范，旨在建立一个适应信用交易发展的市场环境，保证该国的市场交易形式向信用方向转变，即实现从以现金支付手段为主导的市场交易方式向以信用交易为主导的市场交易方式的健康转变。征信机构在风险揭示方面要高度重视客观性，对企业财务数据真实性深入调查，加大客观性指标在评价中的权重，尽量淡化征信机构面临的利益冲突问题。我们在制度设计中，没有将尊重企业的个体的权利、地位作为规章制定的出发点，没有将培育信用市场需求、开发大量的信用工具以及使用信用工具、规范商业信用作为主要的立法目的，而是将整顿商业信用市场秩序作为主要出发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年有余，社会信用建设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个人信用、商业信用相关法律制度设计缺陷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瓶颈。[20]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29]在这个子域法律体系中，我们同样看到信用活动运行体系的法律制度供给仍然缺乏基本法律的指引。[49]该体系的建构既要反映信用经济社会客观发展的需求，又要遵循法律结构体系的生成要求。但是目前我国规范地方政府信用的法律只有《预算法》、《担保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缺乏针对政府信用如市政债券法规制度规范。[21]在发达国家，个人消费信用已经成为信贷市场的主体，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一般可达60％左右。

所以信用关系是一种平等的民事关系，信用关系主体是民事、商事主体，信用考察的是民事主体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对民事主体的经济评价。[13]哈特的规则理论，一般认为只存在前两个规则，承认规则属于第二规则，不能单独设立，但有学者认为，承认规则非常特殊，它不属于第二规则。

[14]同前注[9]，凯尔森书，第141页。政府信用也是政府作为债务人与债券持有人之间的平等的债权债务关系。

因此，提升征信管理条例的法律地位，将征信管理条例上升为征信管理法。在这种背景下，1999年8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式启动，[5]与此相适应，我国陆续制定、颁布与信用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开始了社会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化的建设。此解释改变法律的实质规定，否定了已经生效的法律条款的法律效力。没有对消费者个人隐私保障权的规定。但是，如果司法解释具有对法律实体性变更的作用，不能仅理解为司法解释具有溯及既往的效用，[32]因为这根本就是立法。国家标准[37]以及大多数学者[38]将信用的实质定义为借贷双方彼此达成一致的延期支付契约或承诺，贷出方负有及时供给商品或货币的义务，同时享有按期回收本金和利息的权利。

┌────────────────────────────┬───────────────┐│规章│颁发主体│├────────────────────────────┼───────────────┤│《关于设立信誉评级委员会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工作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监会│├────────────────────────────┼───────────────┤│《保险机构投资者债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保监会│├────────────────────────────┼───────────────┤│《保险机构债券投资信用评级指引》│中国保监会│├────────────────────────────┼───────────────┤│《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中国保监会│├────────────────────────────┼───────────────┤│《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资信评级机构出具证券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准则》│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银监会│├────────────────────────────┼───────────────┤│《商会协会行业信用建设工作指导意见》│国资委、整规办││以及《行业信用评价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中小企业贷款与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发改委、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中建立信用管理制度的决定》│科技部│├────────────────────────────┼───────────────┤│《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债券信用评级办法》│中国信用评级协会筹备组│├────────────────────────────┼───────────────┤│《工业企业资信评估指标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信用监管与惩罚机制的法律法规散见于上述法律规范中。[46]法律制度的制定，都会涉及资源的分配、利益的攫取、行为约束的问题，参与主体都会要求资源获取机会均等、资源分配公平、权利义务总体均衡，必须改变早先社会信用法律由立法者一手安排的一般均衡，容许各种相关的利益主体进入立法过程中并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允许各方之间进行充分有序的讨价还价，并据此采取有利于其最大化利益偏好的策略选择，从而形成一种基于合意的均衡。

行业监管依靠商业协会、信用协会等各种社会团体的监管。另外，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座谈会纪要的效力值得我们关注。

但是《纪要》明确了国有企业债务人以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权，而根据《合同法》，在债权转让中，债权人仅对债务人负有通知义务，而债务人对于转让合同的效力不享有诉权。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指出，地方性法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规章在法院审判时作为参考。

四、构建硬约束的刚性结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体系是我国社会法律体系的子系统，具有与母系统的自我相似性。部分省市甚至出现了同类担保机构在不同地方归属不同部门监管的局面。吴晶妹：《现代信用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第193页。然而，作为法律体系生成最高指引的我国宪法却不能为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生成提供有效的指引和基础来源。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发行了地方债券，政府信用构成我国社会信用的组成部分。我国的商会、行业协会实际上承担了部分政府管理职能。

凯尔森认为，在一种法律体系内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法律和不同级别的立法机关，体系内的法律是被主要机关所承认的法律，[8]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效链，有效链就是这样一种规范：第一，每一种规范都被授权只能产生本体系内的另外一种规范，除了那些本身没有被授权创造规范的之外。[1]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大元素也构成了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四个子域体系。[7]信用是借贷活动的总称，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或者说是用契约关系保障本金回流和增值的价值运动），它体现债务人偿债能力（或称履约能力）和偿债意愿（或称品格）。

宪法的地位和作用是构成法律体系的最高效力来源。李晓安，单位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6]由于我国银行信用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所以，我国银行信用法律制度供给较为充足，[27]但是缺少针对银行信用如平等信贷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银行平等竞争法、公平信用信息披露法等基本法律法规。朱毅锋、吴晶妹：《信用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同前注[5]，林均跃文，第6页。按照立法者权力作为成员划分标准，我国法律形式体系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部门规章构成，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也必须遵循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部门规章的形式体系结构。

[46]宋功德：《行政法的均衡之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1999年我国颁布的《合同法》规定，合同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是无效合同，那么，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如果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就不能认定是无效合同，或者说，不能再依据行政规章级别的《贷款通则》来认定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

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规模不断扩张，地方政府客观上需要通过债务融资来解决短期内财政资金不能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需求的矛盾。但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影响着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建设。